第三章   慶歷新政

 列寧有句名言：優(yōu)點的過分延伸便變成了缺點。任何一項制度不管當時有多大合理性，如果長期將它固化并不斷予以強化，那么它內生的制度缺陷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累積膨脹，最終量變催生質變，舊制度就會走向時代的反面，新的改革也就在所難免了。慶歷新政就是大宋王朝在祖宗家法體制下運行了八十余年后，由第四位皇帝仁宗帝所推動的一場不大不小的改革。如果說趙匡胤是對前朝的革命的話，那么慶歷新政則是王朝內部第一次自我革新，革自己的命總是艱難的。

第一節(jié)  山雨滿樓

一場失敗的戰(zhàn)爭對于一個習慣于溫水煮青蛙的王朝來說是一次很好的綜合性的體檢，對于失敗者來說又往往是引爆思想解放的突破點。清朝末年的甲午海戰(zhàn)是如此，而一千多年前北宋仁宗朝西夏脫宋建國所發(fā)生的戰(zhàn)爭也是如此。仁宗王朝的慘敗震驚了朝野，一股反思的潮流在朝廷上下彌漫開來。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宋朝的藩屬黨項政權首領李元昊感覺翅膀硬了，脫宋自立稱帝，建立西夏國，并于次年將獨立脫宋的外交文告送達宋政府，要求宋廷承認這一事實。偏隅一方的彈丸藩屬之地，也竟敢藐視天朝，獨立稱帝，這顏面何在，必須興師討伐，以儆效尤。仁宗二話沒說就下詔對叛逆李元昊削職奪爵，興師捉拿?？墒牵钤粔焊筒话鸦实鄣脑t書放在眼里，心想我修書要你承認獨立你不承認，敬酒不吃吃罰酒，那就用拳頭讓你承認。公元1040年三月，親自率兵進犯北宋邊境，在三川口（今陜西延安西北）與宋朝守軍展開激戰(zhàn)，結果宋軍大敗，大將劉平、石元孫被俘。消息傳至京師，朝野震驚。仁宗咽不下這口氣，迅速調整前線領導班子，任命夏竦為陜西經(jīng)略、安撫使，韓琦、范仲淹為副使，加強備戰(zhàn)，抗擊叛軍。西夏李元昊哪把宋軍當回事，于第二年（公元1041年）二月，再次率領十萬大軍大舉南下攻宋，在好水川一帶與宋軍展開廝殺，戰(zhàn)斗很慘烈，結果宋軍有十六名將領陣亡，折兵萬余，再遭慘敗。仁宗聞知后震怒，貶韓琦、范仲淹。西夏李元昊心想，老子兩戰(zhàn)兩勝，還沒把你這個仁宗狗皇帝打到談判桌上來，那就接著打。慶歷二年（1042年）閏九月，西夏再度出兵攻宋，在定川寨（今寧夏固原西北部）會戰(zhàn)，結果宋軍有16名將領戰(zhàn)死，喪師近萬余人。定川寨之戰(zhàn)，宋軍第三次大敗。宋夏之戰(zhàn)牽動了北方另一強敵契丹的貪婪而敏感的神經(jīng)，為了各自國家的利益博弈，于是上演了宋、夏、遼之間新版的“三國演義”。西夏雖然在局部戰(zhàn)場上連連取勝，但畢竟地小國勢弱，于是主動向遼投桃送李，爭取支持以對抗宋；而澶淵之盟后一直相安無事的遼也趁機向宋敲詐勒索，擺出一副“聚兵幽燕，聲言南下”的；而仁宗王朝歷經(jīng)三戰(zhàn)三敗，也從之前的信心滿滿跌落到自信不足，對付一個弱小的西夏都搞不定，再加一個遼國就更加力不從心，為此，也只能是識時務為俊杰。仁宗派遣富弼出使遼國，最終以歲增銀十萬兩、絹十萬匹為代價才得以擺平。遼國的問題解決了，便開始面對現(xiàn)實，同西夏走上談判桌了。慶歷四年（1044年），雙方達成協(xié)議（史稱“慶歷和議”）。其主要約定有：西夏放棄獨立，向宋稱臣并取消帝號，李元昊接受宋的封號，稱夏國主；宋朝每年賜給西夏銀5萬兩，絹13萬匹，茶2萬斤；另外，每年還要在各種節(jié)日賜給西夏銀2.2萬兩，絹2.3萬匹，茶1萬斤。

戰(zhàn)爭給仁宗朝上了一課。當時宋朝國土面積280萬平方公里，人口數(shù)量過億（1.1億多），總兵力126萬；而西夏國土面積77萬平方公里，人口約300萬，軍隊約50萬。無論是軍力還是經(jīng)濟實力，兩者都不在一個層面，但表面強大的宋王朝卻被一個邊陲小國打得三戰(zhàn)三敗，最后還得賠款講和，真是顏面掃地。兵多何以戰(zhàn)無力？將廣何以戰(zhàn)無能？范仲淹當時就說：“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敵人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辈簧俪家仓赋龀谋锥嗽凇叭呷M”，反思先從軍事開始并彌漫于全局。

    首先，是“冗兵”問題

宋初實行守內虛外策略，奉行“養(yǎng)兵”之策，形成了日益龐大的軍事體系。第一，廢除府兵制，改為招募。過去兵、農合一，國家養(yǎng)兵費用不高?，F(xiàn)在改招職業(yè)軍人，除正常招募適齡、健壯青年入伍以外，還有大量照顧性招兵，如，軍中子弟頂替父兄從軍的，社會上游手好閑的無業(yè)游民、地痞流氓、負罪亡命者，以及災荒之年的饑民等，這些社會上不穩(wěn)定的因素都盡數(shù)招入軍中，花錢買穩(wěn)定。第二，募兵不復員，終身在營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真正為軍隊服務的有效時間至多不過二十年，其后至死就基本上是躺在國家身上養(yǎng)老，無用而仰食。孫洙謂：“謂之兵而不知戰(zhàn)，給漕挽、服工役、繕河防、供寢廟、養(yǎng)國馬，乃至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第三，實行“更戍法”，兵將分離。為防武將專權，兵將三年一易，使得兵將不相習，將多文氣而不精武，兵士雖多但不精，削弱了軍隊的戰(zhàn)斗力。此三者中，前兩點使得兵員數(shù)量裂變膨脹，后兩點又使得兵力素質直線下降。太祖打天下時兵力不過20萬，至仁宗時，總兵力已達126萬，國家財政百分之七八十用來養(yǎng)兵，兵員和軍費翻了好幾番，但天下還守得艱難無比。

   其次，是“冗吏”問題

宋朝冗官泛濫、弊端叢生，為歷朝所不及。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官僚機構重疊，官職混亂。宋朝采取分化事權、以官牽官、層層設防的措施，實施官、職、差遣相分離的制度，一官三人共之。其二，恩蔭泛濫。朝廷每遇大禮，就在官僚體系之內泛發(fā)官帽，皇親國戚、臣僚之家爭相奏薦，也不問個才德賢愚，也不限個指標個數(shù)，都授官授祿。好政策當然要用好用足，權貴們子女舉薦完了，就薦孫子、親屬、姻親甚至門客，官僚鏈條不斷擴展，近親繁殖，惡性膨脹。至于皇族宗室，政策就更優(yōu)厚寬松，過去孩子要到了七歲之后才可授官，現(xiàn)在孩子還沒斷奶，官帽就送來了。朝廷如此恩蔭，導致官員隊伍大量超編，坐食祿米的權勢子弟塞滿“仕路”，“大約三員守一缺，略計萬余人”。仁宗時官僚隊伍兩倍于真宗，而真宗時又十數(shù)倍于宋初。官員人多還不說，工資待遇還很高，一個宰相、樞密使這樣的國家級領導一年的俸祿收入約相當于兩萬四千畝土地的收入，這意味著國家財政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要用來養(yǎng)官。其三，科舉取士越來越多。為推動文官政治建設，科舉大量擴招，而且一經(jīng)錄取，即被授官。有學者做過統(tǒng)計，太祖朝趙匡胤執(zhí)政17年共取士455人，平均一年26人；到仁宗朝時，從天圣元年（1023）到慶歷二年（1042），不到20年的時間里已取士8235人，平均每年433人，是太祖朝的17倍。正如蔡襄所說：“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從大臣、近侍到知州郡，從一些專業(yè)性很強的錢谷之司、轉運使等到邊防大帥，無不由文士充斥，龐大的士人階層極大地推動了官僚隊伍的膨脹。

再次，是“冗費”問題

“冗費”是“冗官”和“冗兵”的衍生產(chǎn)品。龐大的軍隊數(shù)量和官員隊伍帶來了財政開支的急劇增加，加之戰(zhàn)爭對外賠款，以及統(tǒng)治者大興土木修建寺觀，道場法事仍頻，開支無度，使得政府財政狀況更加拮據(jù)，赤字膨脹，“冗費”嚴重。三“冗”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最終形成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

“三冗”是經(jīng)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朝廷要轉嫁矛盾就只得加重百姓負擔，造成民不聊生，最后官逼民反，危及政權穩(wěn)定。在如此局面之下，農民起義風起云涌，兵卒暴動此起彼伏。僅慶歷年間，就有京東路沂州(今山東臨沂)、光化軍(今湖北老河口市北)等地兵卒暴動嘩變，商州(今陜西商縣)農民一千多人起義，內憂外困，版圖震蕩。是該改弦更張、變法圖強了，一個聲音在仁宗心中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