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和氏第十三》記載，卞和于荊山上伐薪偶爾得一璞玉，先后獻于楚厲王、楚武王，卻遭楚厲王、楚武王分別砍去左右腳，后“卞和泣玉”于荊山之下，始得楚文王識寶，琢成舉世聞名的“和氏壁”。留有“卞和獻璞”、“卞和獻璧”“卞和泣玉”等成語。

 

這個成語一直傳遞一個基本解讀，有價值的事物在得到人們普遍承認的過程中，往往要遭受挫折，有時還要付出鮮血與生命的代價；歌頌的是卞和這種不屈不撓，敢于較真的精神。這無疑是對的。但問題的另一方面，我們是否要思考一下，卞和為什么要獻璞玉？值得獻璞玉？沒有其他方式獻璞玉？這些值得我們反思。

 

卞和為什么要獻玉？卞和獻玉的首要意義在哪里？我想最為關鍵的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獨立之人格缺失，只能把所有希望依附與專制皇權。如同卞和把希望寄托在了楚厲王、楚武王的身上一樣。即使要付出一足，又一足時也要堅持付出，也要獻玉。是理想的執(zhí)著，還是生存的無奈？其實，傳統(tǒng)知識分子除了依附王權來發(fā)展自己，尋求自身的生存與家族的發(fā)展，也沒有其他生存的方式?？芍^百無一用是書生。卞和的執(zhí)著其實是一種病。他以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所得璧玉就應該歸于帝王家。然而，他不明白帝王往往也是多疑的，殘暴的，剛愎自用的，金口玉言的，說是玉就是玉，不是也是；說是不是玉就不是玉，是也不是。

 

卞和獻玉的偶然的悲劇蘊含著中國文人、士大夫知識分子悲劇命運之必然。為什么卞和獻璞，得到幾千年中國士大夫的傳頌。是因為這些文人、讀書人、士大夫更多是將璞石聯(lián)想到作為人才的自己未被發(fā)現(xiàn)之前的狀態(tài)，把懷才形容為“抱璞”，期待著能夠皇上、大王的認識、賞識。卞和就是中國讀書人金榜題名、光宗耀祖之前的代名詞。漢代有東方朔的“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剖之”詩句；晉代有“抱璞荊山，未剖和璧”之喻；唐代張喬《自誚》詩說：“每到花時恨道窮，一生光景半成空。只應抱璞非良玉，豈得年年不至公。”其無奈的況味盡在其中，等等，無不是借卞和獻玉表達自身的懷才不遇及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人身依附。

 

自秦以來，中國的政權力量強大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從焚書坑儒開始便一步步被消磨掉了。當然古代讀書人及士大夫學的知識不過是怎樣幫助專制極權維護政權的穩(wěn)定，離開了服務專制極權的知識，就沒有其他知識，除了皇上，沒有買家，自然就缺乏獨立人格。中國文人的人生哲學就是為官哲學，讀書不做官，讀書何用。卞和的悲劇是中國知識分子共有的悲劇，璞玉不能鋪地、砌墻、做錘衣石被看成是丑石；賈寶玉不走仕途經濟，被斥責為頑石。我們看到歷史記載里面那些想保有自己獨立人格的，像陶淵明那樣，基本上是鳳毛麟角。盛年大唱“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李白，最后仍然悲憤天問：“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并最終要選擇：“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即使像沈括、宋應星等等科技興的知識分子的成果也不會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同。而古希臘奠定的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使得歐洲文化能夠承認知識分子努力探索自然界及人類社會得真理玉規(guī)律。

 

或者，卞和發(fā)現(xiàn)的璞玉太珍貴，而在專制極權政治下，核心價值觀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絕世璞玉，不敢私自據為己有，所以要獻給君王。如果私藏奇寶，必然招來殺身之禍。所以，獻給楚王最安全；或者獻給楚王價值最高。中國2000多年極權社會最大特征，就是整個社會圍繞專制極權而建立社會。費孝通的差序結構不僅家族如此，王權也如此。

 

卞和為什么要獻玉。這是因為中國歷史上只有農業(yè)及在農業(yè)基礎上建立的王權產業(yè)，你不當農民你就只有讀書，科舉，依附王權，借助自由偶然獲得的資源，比如璞玉去賣給帝王家，求得大富大貴。在權力產業(yè)與農業(yè)產業(yè)之間沒有其他讓知識分子與專業(yè)技術人員發(fā)展的空間。自然就沒有發(fā)達的市場經濟。沒有發(fā)達的市場經濟，卞和就不能在市場交換交換中體現(xiàn)自己發(fā)現(xiàn)璞玉的價值。

 

卞和獻玉的第四個問題是他缺乏市場經濟的營銷手段。市場經濟告訴我們一個基本道理，消費者是上帝，決定獻玉成功與否的關鍵人物是誰？是厲王？若卞和事先分析一下歷王心態(tài)再決定如何獻玉，就不會刖足了。如果我是卞和大可以先拍厲王的馬屁，說由于厲王治理國家治理得好，竟吸引來了鳳凰，再由鳳引出玉，這個璞玉通過您手下比我專業(yè)水平高的玉工打磨成為玉璽，成為鎮(zhèn)國之寶，成為執(zhí)政之基，合法之源，歷王哪有刖足之理。

 

此外，卞和不懂政治。你獻一塊石頭說是璞玉，歷王不懂啊。歷史上，歷來是外行領導內行的，歷王不懂、武王不懂是正常的，但他的玉工高官懂啊。你不收買歷王、楚王身邊的高層次玉工，這些玉工明知是稀世之寶，能認同嗎？玉工是干什么的，是為國家發(fā)現(xiàn)玉并及時充國庫的。當時楚國能出玉的山也只有一兩座山，這么大塊的玉你都沒發(fā)現(xiàn)？這不是玩忽職守嗎？現(xiàn)在玩忽職守不過扣扣工資，降降級別，異地做官，那時是要掉腦袋以致株連九族的。高級玉工想到這些就自然不寒而栗，當然說這是塊普通的石頭啦。

 

為什么到文王繼位時，卞和泣玉又能成功呢？核心是，以前兩次是獻玉，是自己找上門推銷自己的產品，而文王時，時文王自己要拿找政府大單找生產廠家，以樹立大國氣象、改革決心與親民形象，以及發(fā)現(xiàn)人才的自豪感。春秋戰(zhàn)國時期，許多諸侯國都有自己的鎮(zhèn)國之寶。據《戰(zhàn)國策》載：“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有了璞玉、打磨成玉璽，成為治國之本、傳承之信，合法了。不于是卞和的“泣玉”的銷售手段自然有效。一方面說出新君千秋萬代傳承正統(tǒng)合法的核心渴望，文王那有不高興的，卞和也為自己千古留芳，雖然付出兩只大腿，死無全尸。

 

卞和為什么要獻玉。我想的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缺乏職業(yè)精神，而只強調道德感。卞和銷售的發(fā)明、產品是璞玉，還是初級產品。卞和要做的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獻玉，而是完善自己的產品，請玉工把石頭形態(tài)的璞玉打磨成玉璽，但卞和沒有這樣做，他所做的就是不斷獻玉，不惜刖去雙足。卞和獻璞成語所所傳遞的信號是，道德的追求大于職業(yè)的要求。卞和刖去雙足的古怪行為說明，一個道德感異常強烈的人是多么樂意于為證明自己的道德高度而不惜放棄他的肢體乃至生命，甚至因為肉體的受虐而獲得一種亢奮、激昂、極致的道德體驗。這種道德體驗我且名之為“道德快感”。朱明王朝的廷杖制度不知給當時的貞士帶來了多少屈辱和傷害。那么是什么支持著明朝的貞士們不懼酷刑，在廷杖下慷慨赴死般翹起他們的屁股？只能是他們的極為強烈的道德使命感。在屁股受虐的同時，必須相信他們體驗到了由道德信念源源不斷分泌出來的道德快感。卞和三獻璞玉，也是要楚王許他以“貞士”之名。“不負明主”、“表忠心”之類已然內化為貞士們的道德本能，即使心跡一時為主子所不明，肉體上付出慘重代價，也在所不惜，心頭道德快感不由油然而生。他們發(fā)達的道德信念掩蓋著的其實就是嚴重退化的獨立人格，揭開其的道德面紗，不過一副奴才面孔。究其本質，不過是一群奴才的精神自慰罷了。“文革”中有些紅衛(wèi)兵將毛主席徽章別在胸前的皮肉上，外人觀之駭然，紅衛(wèi)兵們則感受到奇妙的“受虐的道德快感”。

 

其實，卞和獻璞丟了雙足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他不是以一個專家的身份獻玉，而是以知識分子的身份獻玉。存在主義的哲學家薩特告訴我們，他說當您今天在實驗室研究原子彈的時候，你只是一個專家，只是一個化學家，而到明天，你走上街頭去反對原子彈的時候，你就從一個專家變成了一個知識分子，這就是專家和知識分子之間的區(qū)別。如果卞和學一些從璞玉到玉璽制作的過程，不以楚國為己任，要就要不要拉倒的職業(yè)精神就不會丟去雙足了，但遺憾的是，中國知識分子似乎永遠學不會。